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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毁灭(人道毁灭啥意思)


(资料图片)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1520年年初),明武宗朱厚照突然下诏,严禁全国百姓养猪、杀猪和吃猪。

原因他没说出来。但肯定不是为了防止乡下土猪进城拱白菜。

这道历史上著名的“禁猪令”明确称,“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

皇帝突然抽风下了这么一道圣旨,全国人民都慌了。赶紧把自家养的猪崽,无论公母,全部“人道毁灭”。吃不掉的就地掩埋,或溺死,或直接弃尸荒野。一时间,风声鹤唳,市场上也看不到任何生猪交易。

禁猪令颁行的恶果,不仅改变了当时一些地区的祭祀风俗,就连皇宫大内在国家重大庆典上需要准备的三牲(牛、羊、猪)都凑不齐。

礼部没办法,上奏明武宗说,如今猪肉绝迹,无法按常例进行祭祀,请求废止禁猪令。

在种种现实面前,明武宗不得不悄悄推翻自己的“金口玉言”,给宫廷祭祀开了后门。如此,天下生猪供应逐步恢复正常。

史上罕见的荒唐禁猪令,仅存在3个多月便无声夭折了。

▲明武宗朱厚照画像

01

尽管明武宗的禁猪令在今天看来颇有些莫名其妙,但中国人与“猪”发生关系的历史十分久远。

今天的家猪,其进化起源可追溯至4000万年前,是当时一种生活在亚欧大陆,穿行于林间沼泽、身材修长的野猪。而在距今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老的先民们已经懂得将野猪驯化成家猪,为己所用。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距今五六千年前 | 图虫创意©

在远古时代,猪就与马、牛、羊、狗、鸡等并列为六畜。《左传》中就有“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的说法,指的是华夏先民在很早以前便将猪列入祭祀先祖的贡品范畴。

商代甲骨文对“猪”的概念,有着多重表达。它可以被写成“豕”,形象类似于一只耳大嘴长、身体滚圆、小短尾巴的猪;也可以被写成“豚”,即猪肚子下面还有一只小猪。因此,在《说文解字》中,豚又被代称为小豕,即小猪的意思。

▲甲骨文中,“豕”字的写法就像一头猪

而对于那些未曾被驯服的野猪,又或者是体型较大的成年猪,古人则称之为“彘”,并以一支箭穿过猪身的形状,真实还原过去人类在狩猎野猪时的场景。

据人类学家推测,先民们最早将野猪驯化成家猪,只是想在猪身上尽可能开发出它们的劳动属性,替人类分担一部分的劳作。因此,在早期的驯养中,猪并不是像今天一样被圈禁起来喂食,而是最大限度保持野猪的生活习性,同时想尽一切办法按照人类的预想进行改造。

显然,被人类驯服的野猪,经过多代进化,仍然未能实现人们对它的期望。于是,只会不断消耗人类粮食的家猪,最终“因果报应”,被人类端上了餐桌。

从猪肉中获取蛋白质,强化了人体的肌肉与骨骼。人类由此能更淡定地面对来自外界的威胁,并逐渐发展繁衍了许多群居后代。在甲骨文中,“家”字最早便是“豕居之圈”的意思,说明先民幸福的家庭生活由养猪开始。

家猪养得多了,“豪”也就诞生了。甲骨文中,“豪”字实际上就是有着高门大院的养猪专业户。

02

时间来到了西周。经过前人的探索,此时的人们已经无比坚信,猪这种动物,天生就是为了饱人类之口腹。因此,在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当中,就收录了时人创作的“猪之歌”:

“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意思是,把猪从猪圈中牵出来杀掉,就着美酒,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在开心愉快的气氛中,推选出我们的首领。

而最早的宫廷宴席“周八珍”中也有一道“炮豚”,类似于今天粤菜中的烤乳猪。可见当时,猪肉的受众基本是全民性的,即便贵为国王,国宴上也必然少不了早期家养土猪的身影。

但为了区分百姓与天潢贵胄间的等级,周天子颁布了各项禁令。如《礼记》中记载:“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

这种无理的饮食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讲,并不利于养猪业的发展。所幸在《礼记》出台之时,中国最早的养老体系也随之建起来。对于“吃猪肉”这种大事,周朝上下秉持尊老爱老敬老之心,告知百姓“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的道理,并放宽了相应的限制。

如此一来,土猪饲养业便在夹缝中获得一线生机。

在日渐扩大养殖规模的基础上,人们逐步摸索出让猪更加听话的方法:去势。

《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叫“豮豕之牙,吉”。“豮豕”指的就是经过人工去势的公猪,经过阉割后,公猪的性格将会变得温顺,易于长成祭祀时被认为是吉利之相的肥猪。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华夏的养猪业几乎遍及整个天下。猪的用途,也变得广泛起来。

为了再度振兴越国、平衡国内男女比例,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在复国后做的第一项大事,就是蓄养六畜。为此,他专门出台了一项政策,只要家里有生娃的,国家提供物质奖励:若生男娃,该家庭赏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娃的,赏两壶酒,一只小猪。

为了吃上一口猪肉,越国上下都在努力造人。而人多了,猪肉的消耗量就大。随着人口增长,越王勾践又命人在山地丘陵间开辟大规模的土猪养殖基地,即《越绝山》中记载的“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将伐吴,以食士也”。养的鸡呀、猪呀,都是准备犒劳征伐吴国的将士的。

自西汉开始,中国土猪养殖业迎来了一个技术创新期。

与传说中的伯乐相马一样,西汉时期,养猪行业中出现了一种名为“相彘”的职业。一个名叫留长孺的人,是当时非常有名的相彘专家。

尽管司马迁并没有在《史记》中详细说明留长孺怎么“相彘”,但据后来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记载,大致可知当年留长孺相彘术的基础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相畜法”,留长孺认为猪种“短喙无柔毛者为良,一厢有三牙者,难留”。这一经验总结,其实符合现代选种理论。根据《中国实用养猪学》的记载,“嘴短的猪,一般背腰宽广,属于脂肪型的猪”。

于是,在出现明确鉴定何为优良猪种的方法后,两汉时期所养的食用土猪以早熟、易肥、繁殖力高、肉质嫩美等优势闻名天下。

而同时期的大秦(即古罗马)士兵,通常都会携带腌制肉肠作为口粮,因此,古罗马人对猪肉的需求量也极大。但当地的猪种,因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生长速度极慢,且肉质粗糙,根本无法满足国家的需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当来自大秦的商人抵达广州后,便将那种“小耳直立,头短宽,颈短阔,背腰宽广,四肢短小”的华南猪运回大秦,与当地猪种进行杂交,从而诞生出后来著名的拿破利坦猪,并在此后很多年中,深刻影响了世界养猪史。

汉代的土猪养殖不仅在增量上获得巨大的突破,还得到了上流贵族的鼎力支持。在汉代的皇家御苑上林苑,官方设置了专门的职位,负责管理皇家养猪场。

养猪也成了能改变人生命运的朝阳行业。汉武帝的丞相公孙弘,年少时曾“因家贫,牧豕海上”,40岁时始发家,最终成为西汉一代名相。这样的例子还包括以“举案齐眉”闻名于世的东汉名士梁鸿、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家孙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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