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考古工作站。(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茜 通讯员 吴述明 摄)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茜 通讯员 吴述明
五月的天门石家河镇北,稻田连绵起伏,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寻常乡间景象中,不时闪现的仿古建筑、考古主题墙绘又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
备受瞩目的石家河遗址就位于这里,该遗址距今约6000至4000年,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从1954年发现至今,一批又一批考古人埋头躬耕于此,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石家河遗址不断刷新人们对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的认知。
秉承保护与发展并重的理念,5月11日,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进入施工准备阶段,石家河遗址将揭开其神秘面纱,展现于世人面前。
已出土文物35万余件
将残破的陶片用黏合剂拼接好,先用橡皮泥进行翻模,再用石膏对残缺部分进行修补,最后整形打磨,一件件沉睡千年的陶塑品得以重见天日……5月14日,在石家河考古工作站文物修复室,修复好的陶碗、陶盆、陶缸等琳琅满目,而编上编码的一堆堆碎陶片库存数量则更为惊人。
时间拉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也是这样一些陶片,让石家河遗址出现在世人面前。
1954年冬,天门、京山两地联合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在开挖至石家河镇地段时,大量石器、陶器现身,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次年初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来到天门,对干渠施工沿线遗址点进行抢救性发掘,石家河考古的帷幕由此拉开。
亮相即惊艳。“当时考古人员重点对罗家柏岭进行发掘,揭露了一处玉石加工相关的大型作坊场所,并出土了40余件精美的玉器。”石家河遗址管理处副主任徐同斌介绍,关于石家河玉器的原料、工艺等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但它们足以显示出距今4000多年以前,长江流域已有发达的手工业和繁盛的文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市博物馆联合组建石家河考古队,由中国考古学界泰斗严文明先生担任总领队,再次对遗址进行发掘,大型史前古城——石家河古城初露峥嵘。
“石家河城的发现是石家河考古的一个飞跃。”徐同斌说,石家河已确认遗址分布面积达8平方公里,核心区域4平方公里。考古研究表明,距今约4800年前,这一地区人口规模达3万左右,是史前全国五大都邑性城址之一。城内功能分区明显,有生产区、生活区、墓葬区、祭祀区等,城市功能较为完备。
经过近70年、20多次发掘,出土各类文物35万余件,石家河遗址的神秘面纱被一点点掀开。
科技论证“早期中国”的文明基因
5月11日,在谭家岭发掘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朱世乾和同事一起用红外照相机、无人机进行信息采集。
“早期田野作业,没有现在这些先进的设备,要靠热气球采集信息。”朱世乾说,当代田野考古,既需像考古前辈一样下苦功夫,也需借助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合作。
距离发掘现场约10米处,一个科技考古实验室引人注目。“之前实验室科技考古常滞后于田野发掘,有了考古实验室,从发掘现场提取的土样、遗物、遗迹等,可便捷地进入实验室进行科技考古样品前期处理、检测、研究。”实验室现场相关负责人严青青说,漆木器、陶器上的淀粉粒等脆弱样品和有机质样品,可以没有损耗、不受污染地进入实验室,有助于保留信息的原真性、完整性,快速出炉的检测结果对仍在开展的发掘工作也有指导意义。
一项最新检测数据显示,山东、安徽、河南等多个遗址出土的红陶杯,所含微量元素与石家河当地土壤成分一致。由此可见,红陶杯是在石家河当地生产的“大宗商品”,不仅畅销长江中游,还影响到中原腹地。
“为了更好地保存文物和遗存,遗址不会一次性全部发掘完,而是要根据考古技术的发展逐步进行。”朱世乾说,关于这片神奇的土地,更多秘密有待揭开。
2025年建成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5月11日,随着施工队正式进场,石家河遗址博物馆项目进入施工准备阶段。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2亿元,由石家河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游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等组成。
离项目选址地不远处,三房湾遗址保护展示项目已完成土建工程,互动体验馆、展厅展示馆拔地而起,布展完成后将作为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率先对外开放。
如何更好地保护石家河遗址?不能“养在深闺人未识”,而应该通过合理适度的开发应用,让其“飞入寻常百姓家”, 与现代生活交相辉映,推动保护与开发融合发展。
2017年11月,石家河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今年,天门提出加快打造全省文旅融合体验基地,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驶上快车道。
“计划通过三年时间把石家河遗址打造成为一个集文物考古、科学研究、文物展示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荆楚文化地标。”天门市博物馆馆长邓千武介绍,按照规划,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计划总投资约6.5亿元,占地5.86平方公里,空间结构为“内三环、外四区”,其中内三环指的是谭家岭古城、石家河古城及环绕古城城壕外围一周的诸遗址,外设考古预留区、科普教育区、管理服务区、西河湿地涵养区。
“公园将采取原样保护、模拟展示等多种方式生动呈现遗址内涵,并提供游人参与体验古人生活、生产的互动活动,让遗址文物‘活起来’。”邓千武说,以印信台为例,出土文物被取走后,遗址现场仅余一片深浅不一的黄土探方,观赏性较差,后期将对其回填,采取现代科技手段在这里完整“再现”文物发掘时的原貌,让游客直观感受石家河先民的祭祀文化。
古城
全国五大
史前都城之一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茜
通讯员 吴述明
石家河镇北是一片起伏的低岗平原,东西各有一条南北向的小河绕原而过,谓东河和西河。
登上石家河古城西城垣最高点,极目不见故土,但借着依稀可辨的城垣、壕沟、祭祀台,不难遥想一个上古都城繁盛的模样。
“城池的修筑,是石家河成为文明中心的重要指标。” 石家河遗址管理处副主任徐同斌介绍,在距今6000至4500年之间,石家河一带先后修筑了龙嘴——谭家岭——石家河三座古城,其中,石家河古城代表了聚落发展的顶峰。
龙嘴古城位于石家河古城东南6公里处,城垣底宽约17米,面积8万多平方米,始建年代距今6000年左右,是我国最早的两座城池之一。
距今5500年左右,龙嘴古城废弃,谭家岭古城兴起。谭家岭城位于石家河古城的中心,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则达26万平方米,是我国早于5000年修筑的四座城池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大约距今4900至4800年,在谭家岭古城的外围,一座规模更大的石家河古城拔地而起。它的城垣内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壕内面积则达180万平方米,是全国五大史前都城之一。
曾担任石家河考古总领队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推测,“单以城垣来说,至少用了100万立方米的土。”在当时只有石铲等劳动工具的情况下,假定有1000人持续不断地工作,也要花上十年才能完成。
今年2月,考古人员首次发现属于石家河古城组成部分的外郭,最新确认的古城面积为348.5万平方米,与良渚古城面积相当。
此外,考古队还首次确认了进入城壕(护城河)的外部河流、引入内城的城内河流等水利系统。“复杂水利系统的确认,体现了石家河古城的先民已具备很强的水利治理能力。”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说。
湖南大学教授、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郭伟民表示,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古城,最新确认的石家河大型城址,进一步佐证了石家河长江中游文明中心的地位,表明长江中游在这个时期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
陶塑
“史前工业园区”传来劳动号角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茜 通讯员 吴述明
5月14日,在石家河古城中心三房湾遗址处,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现场看到,数以万计的厚胎红陶杯残件密集堆放在土层之中,厚达数米。与它们相伴的,还有陶窑、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等遗迹,颇有“史前工业园区”的气场。
在遗址外一处工棚内,裹着陶塑残件的红土堆成小山,十余名农妇一手拿着特制小铁耙,将大土块轻轻凿开,另一只手则将裹在泥土中的陶塑残件一个个清理出来放入编织袋,等待编号。
石家河遗址管理处副主任徐同斌介绍,三房湾是一处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大型专业窑场,密集堆放在土层之中的残件,或为生产过程中丢弃的残次品。
陶塑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但石家河遗址出土的海量陶塑品依然不容忽视。截至目前,考古人员在石家河已发掘出数以万计的陶塑品。陶偶绝大多数戴浅檐帽,身着细腰长袍,也有不戴帽和露胳膊露腿的;有的跨腿站立,有的举腿起步,有的挥手抬头似舞蹈状,而绝大多数为跪坐抱鱼式,显得端庄而虔诚。
其次,陶塑动物种类也很多,注重体现其动作和姿态,如狗的姿态就有昂首翘尾站立的,有拖尾行走的,有俯身卷卧的,有侧卧翘首的等等,形态各异,极为丰富。
石家河遗址出土的陶碗。
红陶杯是实用酒器还是祭祀礼器?陶塑品是玩具还是艺术作品?虽然这些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考古专家却形成共识:如此大批量的手工制品集中出土,反映当时已出现大规模专业化生产,也已出现聚落等级与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社会分工正在细化。
玉器
“中华第一凤”见证凤文化起源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茜 通讯员 谢婉静
凤,是中华文明标志性图腾之一,也是楚文化的主要象征,自古以来便被看作神鸟和吉瑞之兆。
1955年,石家河遗址发现一枚玉凤,凤体团身扁平,凤眼圜形,冠羽后卷,长尾两歧,直径4.7厘米,厚0.6至0.7厘米,姿态生动、造型优美,采用减地阳刻法制作而成,距今约4200年至3800年。
该玉凤缘何一经出土便被国家博物馆珍藏,更被誉为“中华第一凤”?
精美到考古界
不敢相信是史前玉器
1955年,考古队在对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这件玉凤。
天门市博物馆馆长邓千武介绍,因这件玉凤十分精美,制作技术很高,当时考古界不敢相信它与粗糙的土陶共存于同期的史前时代。
珍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中华第一凤”。
彼时,考古队初步判断该玉器属西周遗物,并于1956年将玉凤带回交与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
直到上世纪80年代,石家河肖家屋脊因砖瓦厂取土,又发现一批玉器,绝大多数出于瓮棺之中,而且主要出自大型瓮棺葬。考古学家这时才证实,它们的年代属于距今4000多年以前的石家河文化晚期,远早于西周时期,玉凤的年代也被修正为新石器时代。
专家认为,这枚玉凤是目前所知较早的凤形象,且技艺精湛,其造型影响了中国后来几千年凤鸟艺术的发展,因而被誉为“中华第一凤”。
标志着史前玉作的巅峰
对于这件玉凤,国家博物馆官网中同样给予高度评价:从目前考古材料得知,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玉凤是目前所知较早的凤形象,开凤纹之先河。
在珍品如林的国家博物馆,该馆常设展之一《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专题陈列板块中,撷取上起远古、下迄清代的精品展品近300件,“中华第一凤”则作为专题展的封面和压题图标出现,其地位和价值不言而喻。
2017年,中国邮政首次专门发行一套《凤(文物)》特种邮票,其中第一件便是“中华第一凤”,可见其在中华凤图腾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石家河文化玉器,标志着一个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了一个中国玉文化发展的时空坐标。”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对石家河文化玉器的评语,而“中华第一凤”无疑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
最初的凤形
诞生于石家河文化
楚人崇凤,以凤鸟自居。那么,凤究竟源于何方?
《说文解字》云:“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这段后世对于凤外形的详细描述,对比“中华第一凤”的造型,可谓十分吻合。
“玉凤在红山文化中也有,比石家河遗址玉凤早,但它是具象的,像天鹅,或一只逼真的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介绍,石家河玉凤是抽象了的鸟,形象饱满,尤其神奇的是,它与现代国人想象描绘出的凤的形象特别接近,与楚文化中的凤也接近,而凤是楚文化中重要的图腾。
在湖南澧县孙家岗一座石家河文化墓葬中发现凤形透雕玉饰、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对鸟(双凤)玉佩、经综合考证被学者认定是石家河文化器物的殷墟“妇好”墓玉凤……种种迹象表明,石家河文化居民对凤怀有特别的情感认同。
中国第一代女考古学家王劲曾撰文研究石家河文化玉器与江汉文明化进程,由玉凤论及楚人崇凤的渊源,她将凤文化的创造归属为石家河先民。
王仁湘在所著的《发现中国凤》一文中这样写道:这件玉凤包括新近发现的对鸟(双凤)玉佩,表明石家河文化居民对凤怀有特别的情感认同,他们应是神凤最初的缔造者。最初的凤形,应当是诞生于石家河文化,从此凤崇拜也成为一种规范的信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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